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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乡古人（小说）
谢志强
刊于《文学港》2021.03期 责编：雷默
1桂圆
五岁时，母亲病逝，他失却了母爱。一年后，父亲给他娶了继母。
父亲原本在家养蚕，闻知湖州蚕业发达，就担着竹圆筐，前去做蚕桑生意，长久没回来。
黄兆博和继母相依为命。继母待他如亲生儿子。转眼间，黄兆博十六岁了。有时想父亲，父亲的面目竟然模糊不清。而且，他疑惑：父亲为何从未进过他的梦里？
父亲难得回家，回来也像客人（余姚称人客）。找一样什么东西，还要问继母。黄兆博看了就好笑。倒是继母像过节一样，里里外外，忙得欢喜。
有一天深夜，黄兆博隐约听见有人在喊父亲的名字。是继母在梦中呼喊。
继母病了。黄兆博说：我去把爹叫回来。继母说：这个家全靠你爹，他在外地很辛苦，不要让他牵挂。
黄兆博执意要去，说：我去看一看。继母说：不要说我生病了。
黄兆博第一次出远门，他记得父亲曾说起经过的地方。他渡过钱塘江，直奔湖州吴兴的西塞山（今湖州吴兴区妙西镇西部），那是父亲做蚕桑生意的地方。
很快，他在蚕茧市场上找到了父亲。父亲很惊奇，他很欢喜。
父亲问：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？
他差一点说出继母生病了，不过，他说：想你，就来看你。
父亲说：看来，该回家一趟了。
继母似乎知道丈夫要回来，里里外外都收拾得整整洁洁，还打了丈夫喜欢的老酒，买了小海鲜。
黄兆博说：妈，你身体不舒服，怎么下床了呢？
父亲说：兆博，你一出现，我就觉得有事，你怎么不说？
继母说：是我不让他说。
黄兆博催促继母卧床。显然，继母一忙，病情就加重了。黄兆博怨爹添了麻烦，爹不响。黄兆博熬了药，端到床前，看着继母服下。
一连三日，黄兆博睡不沾席，一听见继母的声音，就赶过去。父亲闲着，他眼里没有家务事，插不上手，只有替她的病着急。
继母笑了笑，说：已经好多了。
那天夜里，黄兆博梦里听见了一个人对他说话——只闻声，不见影。但是，伸过来的一只手很确定，那只手掌里有两颗桂圆，还带着有亮晶晶露水的绿叶。
那个声音清楚地传过来，既近且远，说：吃下，会好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黄兆博就上街了，径直走到卖桂圆的摊头，挑了几颗带着绿叶的桂圆。一摸，钱没带，摊主说：送你。等他回家取钱来，摊主已不见了。
继母吃了桂圆，竟下床了。继母笑着说：有兆博在，你就忙你的去吧，我看你这几天，也心神不定，你的魂被蚕宝宝缠着了。
父亲留下钱，叮嘱了儿子几句，说：有了事，来叫我，最好托人捎个信。
黄兆博不响。
父亲说：你娘喜欢吃桂圆，你就趁着新上市，多买。
送父亲上了船。继母终于问：我没有提起过桂圆，你怎么知道我想……我也是突然想桂圆。
黄兆博说：我怎么能不知道，可是，也有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我买了桂圆，取钱再去，那个摊主不见了，我应当关注一下他的手。
2主妇王博颊
村里人都说苏吉利讨了个好老婆，会过日子。
苏吉利样样“拿不起”，王博颊样样“拿得起”。不过，苏吉利说：我不娶她，谁会要？
王博颊没缠过足，脚板很大。背地里，有人叫她王大脚。
结婚前，苏吉利眼里没活，初春了，他还袖手烤烤火，挨近中午，肩扛锄头，上山掏一支冬笋，当下饭的菜。有时，他有点钱，手痒，要“小弄弄”，赌得兜里空了，他又回到家，坐在山墙，晒太阳，眼不见，心不烦。家里穷，却穷赌。屋里已没像样的物件了。
娶进了王博颊，苏吉利清爽起来，有模有样，走起路，脸也扬起。他戒了赌。不过，有了重活儿，王博颊很客气，要他搭把手。平时，他是算盘珠子，不拨不动。
王博颊很会持家，里里外外，七畚斗，八扫帚，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暖暖和和。还将破败的屋子翻了新。青砖黑瓦，焕然一新。那烟囱，冒出的烟，也朝气蓬勃，向上有力。
村里人称赞王博颊勤劳能干，理财有方。同龄人说：苏吉利有福气，全靠这么个老婆，不然要成叫花子了。
苏吉利很郁闷，毕竟他自以为是当家的男人。他时常当着邻居的面，对老婆摆架子，耍威风，差东遣西、吆三喝四，装给别人看，他觉得很有面子。来了客人，按规矩，老婆不上桌，他还催菜，唤酒。
这一带的家庭，祭祖宗、请财神、拜菩萨之类的祭祀，都由男主人主持操办，忌讳女人沾手。有句话是：雌马不能上战场。
王博颊备好了食料，配好了拼盘，关起门，在灶台上煮、炒、拌，端上了祭桌，她就回避。
苏吉利敞开门操办祭祀仪式。有时，老婆买来炮仗，任由他放，弄得动静很大。不会做事，还要说了算。可是，村里人还是说：苏吉利有眼下的好日子，全靠老婆养。
苏吉利堵不住别人的嘴，就朝王博颊撒气，说：你不在，我没法活了吗？
王博颊不吭声，默默扫地。
苏吉利夺下扫帚，狠狠地踩，说：我要把你扫地出门。
王博颊说：这不是没事生事吗？过日子是两口子的事，不存在谁养谁。
苏吉利赶王博颊出门——休了。起先，他又“小弄弄”，消消心烦。土地也搁荒了。渐渐地，老婆在时置办的家什，他陆续变卖。不出两年，屋里空了乱了。第三年，有一次，押了房子，一博，却赌输了。没了居住的地方，他不得不一只篮、一个碗、一根棍，离开村庄，外出讨饭。他受不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——脸没处搁了。
又一年，农历十二月廿三日，他俨然一副乞丐的模样了。他循着气味进了一个村庄，那是酒肉的香气。一打听，获知村东有户人家造屋，在办上梁酒。老婆翻新屋子，办过上梁酒，来者不拒，包括叫花子。这个习俗能让他混上好食物。
这户人家竟盖起三间新屋。苏吉利探望厨房，火旺锅香，煎鱼炖肉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赶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有好口福了。他开口一讨，厨师给了他酒和肉。叮嘱他：到空的地方去吃。
嘴里进，肚中热，苏吉利的耳朵也不闲，各种欢喜的声音里，他听出了眉目：这户人家，原来穷得寒酸，差一点沦为叫花子，多亏了老婆王博颊当家，日子好了，盖起了新屋。
叫花子，新屋，王博颊……苏吉利以为是说自己的故事。可是，三间新屋气气派派地立着。难道谁娶了王博颊谁就旺了？
偏偏最怕见谁，谁就出现。苏吉利躲也来不及了，他埋下脸。王博颊看见他，一脸惊奇。
苏吉利恨不得脚下裂个洞，一头钻进去。他别开脸，望见灶膛，里边的火焰像起哄。他起身，冲进去，径直钻进……烧得焦头烂额，如一根大火中的枯木。
怕丢脸，不要命。王博颊张罗着给他筑了一个坟墓。还上街，叫人画了一幅像，贴在灶上，以示纪念，毕竟夫妻一场。其中的隐秘，无人知晓。
每年农历十二月廿三日，王博颊摆上酒菜，供上，然后，烧掉乌黑的画像，换上同样的一幅。竟然有许多家庭主妇也效仿——王博颊把一个家打理得那么美满，必定有其妙法。渐渐地传言，那画像，是灶神，也引出了多种称呼：灶司、灶王爷、灶君菩萨。就形成了风俗，一年两次祭祀，第一次农历八月初三，灶君生日（那是苏吉利的生日），第二次，每年农历十二月廿三日，送灶日（苏吉利的忌日）。供灶君的一系列事务，均由家里的女人主持操办。竟然入了《礼器记》，记载有：“灶者，老妇之祭也。”
临山那一带，做饭的燃料，均用农作物的副产品，棉花杆、豆杆、稻草，还有野生的芦苇。每家的灶间，砌有双眼大灶，一根烟囱直逼屋顶。烟囱与烟斗的转角处，砌有双步梯阶的灶君堂，堂内供奉着灶君神像，神像两旁有对联。左侧：上天奏好事；右侧：下界保平安。
据老人说老话：都是当初主妇王博颊定下的格局，灶间是女人的世界，人家王博颊不容易，提前放脚了。
3父与子
乾隆八年（1743），翁运标任武陵县（今常德市武陵区）知县，就碰上一户农家先后两起的诉讼，自家人告自家人。
此前，翁运标担任河南省南阳桐柏县知县，多行仁政，县里百姓为他建立了生祠（为活人修建的祠堂）。知悉兄长翁运杭病危，他辞官还乡。紧赶慢赶到家，兄长已去世。为兄长服丧一年有余。
那一户农家，父亲有两个儿子。结婚多年，未曾生育，求子不得，就领了个养子，称为引子，像放引蛋，让母鸡在固定的窝里生蛋。两年后，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母亲难产时逝世。
父亲养大了两个儿子。没续弦，分了家。约定了轮流在两个儿子家吃饭。
老大把最好的饭菜供父亲享用，父亲不语。老二给的是残羹剩饭，父亲也不语。好的，差的，他绝不在脸上流露丝毫，不计较，不出声。父亲虽然手脚不灵便，但在谁家用饭，就会在谁家做些轻微的体力活儿。老大总是让父亲歇着，父亲就当即歇手，却有点不知所措，告辞回屋。老二有时客气一下，但不去阻止，父亲仍慢手慢脚地做，不语。不管儿媳给什么脸色，他总是要待到约定的期限。父亲自小就宠爱老二，家务活大多由老大操持。
分了家，仍居住在同一个大宅院内。兄弟俩平时不来往，各顾各，只有父亲轮流出入两个儿子的家。
老大一纸诉状，告了老二，理由是分田产不公，一肥一瘦，差别悬殊。他不好告父亲偏心。父亲的灵魂捏在老二手中，老二却理所当然，毫不通融。老大侧面对父亲提过几次，父亲不语。至多说一句：老大让老二，理所当然。弟媳妇的一句话激怒了他：人心原本就长偏了嘛。
县衙公堂上，老大带出一股怒气，说父亲嗜酒，分田的时候，老二给父亲灌多了酒，父亲喝糊涂了，稀里糊涂分了地。
翁运标当场训斥了老大，表示对老大用这样的语言伤害其父的气愤。他带上兄弟俩去勘察两块田亩。父亲不愿露面。翁运标理解：他不愿见到自家人与自家人打官司。
确实如兄长诉状所呈述，老大的田地贫瘠，老二的田地肥沃，是祖辈传下来的良田。
翁运标坐在老大的田地里，那是其父领养到老大时在河滩新垦出的田地。河水在田地的前边淙淙流淌。突然，翁运标掩面流泪，而且，不能自制。老大慌了，他第一次看见县太爷流泪。
随行的差役又是安慰又是询问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翁运标说：我的父亲失踪数十年，我有一个哥哥，从小相依为命，现已阴阳两隔，我来到武陵，看见这一对兄弟，为田地的事情，反目为仇，对薄公堂，我思念起我的兄长，心中难受。
老大说：大人，我这个官司不打了。
老二迟疑片刻，说：我让出一半。
翁运标亲自划地，肥瘦均衡，各一半判给兄弟俩，还立了地界。这样，兄弟俩也能在地里天天照面。并登门向其父通报结果。父亲不语，但那布满皱纹的脸有了滋润的笑意。老二出现，父亲收敛起表情。
翁运标察觉出：这个父亲畏惧小儿子。仿佛有什么把柄捏在小儿子手中那样。
三天后，老二一张状纸，告了父亲，认定家中的银两被父亲藏匿。
传唤来了父亲，父亲的表情像是向小儿子求救。
翁运标反复审讯。那位父亲始终不语，索性垂着头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差役悄声对翁运标耳语：不招供，可动刑。
翁运标摇头，宣布休庭，让那位父亲暂先回家，随时听候传唤。
差役资历老，见识多，却疑惑：为何不及时动刑取口供？
翁运标说：拿儿子的一面之辞来拷问父亲，倘若存在诬告，常规颠倒，那么，父与子的天伦和恩情岂不就断绝了吗？我担心，刑讯逼供，父亲会保全儿子的脸面，那可是一惯娇宠小儿子的父亲呀。
随后，翁运标派出数人，明察暗访，终于获得了线索：有一窃贼盯上了老二，深夜潜入，盗走银两。老二误以为父亲顺手挪藏了银两——用作防老。毕竟只有父亲出入老二的家。
子告父，已传遍大街小巷。翁运标“大张旗鼓”地结案，还把这个风声放出去。
传唤父子来公堂。翁运标要求儿子当场向父亲道歉。
老二瞅瞅父亲。父亲躲避小儿子的目光，紧咬着嘴唇。老二叫了一声：爹。
父亲抬头，对着翁运标，挤出一句话：我这小儿子，还不习惯这样。
老二低头，脸红。
翁运标击了惊堂木，说：你开不出口，道歉竟如此艰难？那么，就面朝父亲下跪，表示你有愧于父亲，就以行动代替言语。
老二一副浑身不适的样子，瞅瞅父亲。父亲垂下脸，嚅动着嘴唇，似有话。
翁运标说：作为儿子，你是起诉人，案情明了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
老二挪转身子，跪对父亲。
翁运标说：身为人父，不可放纵儿子，子不孝，父之过。
父亲微微点头，不语。
4突然，心动
那是陈向荣一生唯一的一次例外：突然，心动。
陈向荣，字云来，是余姚县学读书的秀才。他像一朵云飘移，举家迁居杭州。在杭州，他陪父母、做学问，十八年如一日。他极为孝顺，搀扶父母散步，制作美味食品。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学问上，思维有条有理，表述有板有眼，不急躁，不冲动，从不随着性子来，他的言谈举止，冷静、沉稳、从容，给人以心止如水的印象。似乎每做一件事，每说一句话，都是未来的前奏，环环相扣，有条不紊。
学问深厚了，就有人来邀请。他到江宁（今南京市区）的学馆讲学。陈向荣确定了讲学时间：第二年五月返回杭州。
可是，当年的十二月，有一天，他突然心动，急于想回家。那是他人生当中从未出现过的突如其来的念头。似乎突然左右了他，轻易地遣散了他惯常的稳固思维，打破了他习惯的生活秩序。
他说走就走。过后，他的学生猜想，是不是他做了一个梦？或者，有人送来了火急的信？或许，他听到了一声召唤？
那一天，水缸里结了一层薄冰。几位学生送他到江边码头。明晰的线路已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
但是，长江航运受阻。学生劝他，等到航运疏通了再走。劝说反倒加强了他回家的迫切。
开弓没有回头箭。陈向荣徒步，从江宁到常州北面，那个长江岸边的孟河镇（今常州新北区），转进南徐（今镇江），冒着严寒，由大运河乘船至杭州。
陈向荣曾寄过家书，告知父亲第二年五月回家。他突然回家，父亲很意外（那不是儿子行事的风格），却大喜。家中如来春风，欢声笑语，像陈向荣以前在家那样。
第二天早晨，陈向荣没出来。以前，他早起，备早点，问早安。父母以为他途中劳累。再过了一会儿，父亲轻轻推开门。陈向荣已无气息，但面部安祥，仿佛在沉睡。
父母也不知道儿子突然回家有何急事？也看不出有何事。父亲的眼中，儿子如同在杭州时从学馆归来那样。
噩耗传出，熟悉陈向荣的人都感到疑惑。有一点不解，难道他远远地预见了自己的死期？送他的学生说：先生只字未说返回学馆的事情。
5盗
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，黄征义第二次考中进士（第一次为乾隆五十四年，即1789），当年就被任命为从化县（今广州从化区）知县。
当时，邻县增城（今广州增城区）发生盗贼，颇为猖狂。增城知县呈报朝廷，说盗贼来自从化县。
封疆大吏委托武官负责捕盗。确定揖捕了增城的盗贼，交由从化审判——自己的屎自己擦。而且，按人头，论功行赏。
武官求功心切，随意捕捉，闹得人心惶惶。
一时间，从化县监狱人满为患。黄征义连日审讯，发现多有冤枉，就免于判决，十有八九释放了。
负责捕盗的武官不悦，说：放了，你自己赢得个好名气，邻县重又遭殃。
黄征义说：如若你抓多少，我判多少，不就像盗贼一样，不同的是，你我盗取的是功名。
武官说：你这是砸了我的饭碗。
黄征义本性耿直，脱口说：怎么可以用老百姓的性命换取自己的光环呢？
第二天，封疆大吏一纸手谕，由武官将监狱里剩余的“盗贼”全部提出，押离从化县。
黄征义梦中常听见喊冤。只听声，不见人。他时常失眠，还会从梦中惊醒。任职期满，托病辞官，返回家乡，闭门读书，不再过问朝廷政事。晚号鹤石山人，著有《鹤石山房诗稿》。
6汤圆之夜
那是发生在清朝的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。主人公韩如山，在余姚县城的通济桥头，早起晚归，卖汤圆。
事情发生在道光甲申年（1824），连续两年，遭受饥荒。讨饭的多了，盗劫的多了。
我喜欢汤圆，糯且甜，猪油拌黑芝麻的馅（现在，我已忌甜食了）；也熟悉通济桥。1984年，我供职的单位在县府大院里，大门有一块匾：文献名邦。门对桥。当时，妻子已怀孕，每天接近零点，她就饿。我拿着搪瓷缸子，去通济桥，买一碗馄饨。
通济桥如长虹，横跨南北两城，县府在桥北，我们家在桥南。桥旁立有一块石碑，题刻有“海舶过而风帆不解”八字。陡拱式的三孔两墩石桥，桥栏刻有对称的莲枝浮雕，桥顶望柱雕有狮首石像。主拱圆两侧的边壁，有对联，朝东联为“千里遥吞沧海月，万年独砥大江流”；朝西联为“一曲蕙兰飞彩鹢，双城烟雨卧长虹”。
我写这些是否有“广告”之嫌？有句经典的话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。因此，我不得不交代环境。从镇海关逆溯甬江，直入姚江西而上，必经通济桥，故有“浙江第一桥”之称。韩如山坐桥头卖汤圆，即使遇上饥荒，他的生意照样做，水陆来往的客人，会驻足、泊船，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汤圆。
我写此文，跟韩如山相隔两百年。朝代更替，风云变幻。1984年，我几乎每天夜晚，接近零点去通济桥买馄饨，也只有一个小摊头,只做馄饨。我知道，汤圆应当场食，白天，我嘴馋，县府旁的国营餐馆有汤圆，以汤圆代替午饭。那时，小商小摊晚间出现。其实，通济桥并排不远有座江桥（现改为新建桥），夜间一桥小食摊,我却独买通济桥那一个小摊的馄饨。恍惚中，以为韩如山又显现了，像悠远的梦。
幸亏韩如山的玄孙韩培森有遗文，选入了1993年版的《余姚县志》。那汤圆的生意没能延续下来。韩如山年少时，就成了孤儿，他靠做汤圆为生，还娶了妻子。卖汤圆的地点，固定在通济桥头，撑起一把伞，遮阳挡雨。
有一天申时，即约摸下午四点时辰,有一个中年男子来到韩如山的摊头,坐在小矮凳上。韩如山几次提醒要“慢慢吃”。看来，这个人还没有吃午饭。
刚出锅的汤圆饱含热度。中年男子草草咬一下，匆匆咽下去，还吹吹气。连汤也喝尽。起身，急急入了桥南那条窄窄的街，消失在人流之中。
韩如山发现，小矮凳下有一个小布袋。一拎起，哗哗响，沉甸甸。一包银子。他抬头望，那条街，像有人洗澡的小河，浮出一溜晃动的脑袋。
于是，他望着那条小河，期望有一个人出来，匆匆上岸。船上，陆上，也有几位陌生或熟悉的食客。那浮起的汤圆，在沸水里浮动，像溺水呼救一般，已没往常淘气、自在的景象了——他喜欢欣赏锅中的风景。
江南直街，像繁星降落，点点灯光亮起。糯米粉和馅子已用完了。他收起伞，把炊具放入箱子，扁担横放，随时准备挑起。
整座桥106级石阶。他坐在如虹的桥顶平面上，面朝南，望直街，等候那个中年男子。组合起来的零碎记忆，反复浮现那个匆匆的模样。
江南直街似乎入了梦境，静谧下来，只剩几点孤寂的灯光。水在桥下潺潺的流淌。他挑起担子，离开了桥。
妻子张氏已有身孕，韩如山不在，她睡不着,正守着油灯，缝婴儿的衣裳。她说：我担心你出事呢。
韩如山把小布袋放在桌上，一放，喧响。
卖汤圆，勉强维持着一家日常生活。这么多银子一响，张氏惊了一跳。
韩如山说起了等待——那个中年男子行色匆匆的样子，一定有急事，却遗落了布袋。他说：我今生卖一辈子汤圆，也挣不了这么多银子。
张氏不安了，念叨：那个人，一定用这袋银子办急事，你还是回桥上去等候吧，这年头，失了银，会要命。
韩如山一向不急,此刻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拿了小布袋，说：你先睡，别等我，我也不知要等多久。
张氏说：不来你就等，到黎明也要等。
远远地，韩如山望见桥头立着一个人，就在他煮汤圆的地方。渐渐近了，他听见哭泣。
月光里，韩如山一到桥脚，那个男人就认出了他，立刻跪在石阶上。
从没有人向韩如山下跪过，何况一个男人。他忙用手去扶，说：受不起，受不起，你这礼我受不起。
中年男子的弟弟因抗税（地受灾荒），关进了牢监，他筹借了银子，去赎人（说是赎罪）出狱。其中的一些银子，他先找衙门的一个官，通关。可是，摸到那个官的门口，却发现小布袋不见了。
韩如山也有过心与物脱离的经历，心想着一件事，匆匆前往，却察觉要紧的物件遗忘了。他递上小布袋。
中年男子双手捧着小布袋，仿佛与失散的亲人重逢，说：性命交关，回来就好。
韩如山第一次仰望星空，如卸重负，一身轻松。
中年男子取出十两银子，表示酬谢。
韩如山像怕接烫手山芋一样，说：使不得，使不得，银子用作赎人，少了，恐怕不起作用。
如虹的通济桥上，两个人的影子，聚了，分了。谁知？谁记？无数小人物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不久，张氏顺产，喜得贵子。韩如山卖汤圆，供儿子读书。
卖汤圆，到韩如山这里为止。其孙子也念书。玄孙韩培森入了翰林院。韩家成了书香门第。唯有韩培森记下了先祖韩如山的轶闻（称那个饥荒年月的那个夜晚为“汤圆之夜”）。每年祭祖，案上只供汤圆。
7一支好笔
诸重光无论公文，还是诗文，都是公认的一支好笔。
诸重光，字申之，号桐屿。为乾隆三十五年（1760）一甲第二名进士，俗称榜眼。被授予编修之职。
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，他考取举人，受朝廷征召，任内阁中书，在军机处当值。正值朝廷出兵平定新疆伊犁叛乱，军机处各种文书纷繁复杂，多由他草拟，而且，传达、宣布、调卷、发送等事宜，他做得忙中有序。内阁大臣倚重他，像左右臂。
重要的公文几乎都出自他之手。有一次，内阁大臣受皇帝的旨意，让他起草一份千字公文，他一挥而就，一个字也不用改。
诸重光的诗文精彩，他以北宋的苏轼为师。朝廷里的高官常常受人之邀，写碑志、赋、跋之类的文章，官员就让诸重光捉笔。妙笔生花，他竟能将委托人的官职和文章的品位达到一致的境界。
诸重光完稿后，让对方誊录一份，随即，当着面，焚烧了原稿。他称此为无牵无挂。他在朝廷的人气甚旺，人缘甚佳。他办事，让人放心。
考取进士，担任编修。他主持山东乡试，当主考官，过后考核，政绩一等。被放到地方任职，担任湖南辰州知州。恰遇辰州山溪暴发洪水，毁田死人甚多，他被弹劾，免职。
他身心疲惫，返回故乡的途中，死于湖北鄂渚。
朝廷里的官员获悉他的死讯，很惋惜，那一支笔怎么应付得了那么大的水？官员们知道，诸重光生平著述甚多，却没存一篇自己署名的文章。他为他人做嫁衣。其知交，同榜状元毕沅曾与他在军机处共事，说：诸重光的才能足以处理纷乱错杂的事务，他更以诗人身份显现在众人的记忆中。
诸重光的儿子诸开泉，号秋潭，名与号多水，十二岁时父亲去世。父亲遗留的书也返回故里。见书如见父。他在阅读父亲读过的书中成长，成了县学读书的秀才——即廪生，每个月享受朝廷的粮食和补贴，后被县学推荐。朝廷有官员仍记其父的一支妙笔。他入国子监读书，放官到地方，任离故乡不远的镇海县教谕。
诸开泉将父亲的书籍也带到了镇海。他发现书中夹有零星残存的诗文，像书签。他搜集起来。他有心拜访父亲生前的好友及其晚辈，发现裁开的纸上，或者扇面的题词，有他熟悉的父亲的残文和笔迹，就设法讨回。好像父亲被岁月之流冲为碎片，那碎片组合起来，渐渐显出了一个完整的形象。
他分门别类，将父亲的手迹汇辑成册，如水珠聚为流，又流成溪，汇入湖，一湖静水。他将书稿定名为《二研斋遗稿》。朝朝夕夕，他总会抽出时间，登上山头，面朝大海，凝望日出日落，潮起潮落。
父亲的名声，如一条路，伴随着诸开泉的仕途，由朝廷铺到地方。不过，诸开泉惜字，他的心里文思澎湃，却不轻易流入纸面（有人猜，他写好了，藏起来，不示人）。一字难求，有人说他吝啬，有人慕名前来二研斋（仍是父亲当年的门匾）拜访，请他代笔著文，类似父亲生前的那类碑志、诗赋，甚至，有人（多有来头）还拿出他父亲当年的“范文”——点菜。
诸开泉好茶好饭款待，但委婉拒绝：实在抱歉，我这支笔枯了，父亲已把我该写的诗文写尽了。
8颂体
陈梓是临山的名士，他白天学堂教书，夜晚读书著文。他称此为阴阳调合，吐故纳新。
一天深夜，有人慕名从扬州远道来他的住所卧雪轩造访。他对扬州的风景有过向往。
那个男子竟然对陈梓了如指掌。敬佩他的为人为文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陈梓被官府选为博学游儒，次年被推举为贤良方正，但陈梓拒绝入官府。而且，陈梓毕生未到过京城，人品学识却满誉京城，各地公卿学士对他推崇有加。他只是不出“山”。常以诗文书画会友，其乐融融。那人说：你的诗文，已流传到扬州的民间，可谓妙笔生花，我反复欣赏过了。
陈梓被那个男子说得有点尴尬，仿佛说的是另一个人。当面如此夸赞他，虽然罗列的均为事实，但他还是难为情了，毕竟相互陌生，不由地增加了些许稔熟。远道而来难道仅仅是见他这个人，读了文想见人？
转而，那个男子说：妙文要有好素材，我来送一个好素材，唯有你能写，其他人会糟蹋了那么好的素材。
陈梓也自感文章已陷入套路，难觅新意。他做出聆听的姿态，往灯里添了油。
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媳妇，那个男人的表姐。孝敬公婆、善待姑叔，嘘寒问暖，端茶送饭，纺纱织布——陈梓也多闻余姚这片土地有同类的贤妻良母的形象。
陈梓对那个男子，在叙述中时而加入议论——多有溢美之词，在心里作出了删除。这像他对学生的评语，难免有给家长看之嫌。
那个男子似乎先铺垫，后抖出。一个情节使得陈梓为之眼一亮，他顺手挑了一下灯芯。
婆婆生病，久治不愈。那个媳妇——也就是那个男子的表姐，陪着婆婆去了多位郎中那里就诊，最后，有一位老郎中，开了一个祖传秘方。媳妇割了自己臂上的一块肉，给婆婆做了药引子，婆婆的病情好转，已能上街散步了。
余姚有孝子割股肉，作父母治病的药引子，县志里多有记载。可是，孝女——媳妇割臂肉，做药引子，陈梓还是第一次获知。难能可贵啊！现在世风日下，孝妇的事迹，可教化世人，匡扶正道。
陈梓说：扬州当地有许多文人，可否著文表彰？
那个男子摇头：我们那里的文人墨客对此无动于衷，所以，我慕名前来。
这篇赞颂孝妇的文章，陈梓还给学生作了范文——他的课文，多篇亲自撰写。因地制宜，取之当下，就不隔。随后，文友将此作为陈氏颂体的范例，以往的颂体对皇家贵族，而赞孝妇，是对平民百姓。无论题材、手法，陈梓开了颂体的别样之风。
第二年，陈梓突然有了兴致，第一次远足，他选定了扬州，看风景，见个人。印证书里所读、他人所讲的景与人。
没找到那个男人，据说，外出经商了。他依据那个男人所述的方位、街坊，找着了孝妇居住宅院，描述与实物终于对上了。
孝妇的婆家和邻居知道了陈梓就是赞颂孝妇的人，那反应如倒春寒。好像终于找到了倾诉的对象。哭诉、咒骂，所指的恶妇，似乎不是孝妇——颂文和现实判若两人。那个割臂肉作药引子的情节根本不存在，倒是差一点用菜刀割婆婆的肉。
那位婆婆被女儿搀扶出来。陈梓终于知道，那个男人——所谓的表弟，是所谓的孝妇的情人，“表姐”已跟着情夫走了。
陈梓的颂文一度成了恶妇的幌子，像拿着虎皮当大旗，以此欺世盗名，助长了恶妇的嚣张。他想不到，自己的文章竟然成了恶妇的挡箭牌。岂不是助纣为虎吗？
已无心情游览风景，像生怕怨愤转移到他身上那样，陈梓匆匆离开扬州。回临山，他只字不提扬州的遭遇。他闭门不出，整理文稿。把那篇颂文从《一斋杂著》中剔除，焚烧，那纷飞的纸灰，像恶妇的幽灵。此形象非彼形象——一美一丑，但他不便公开否定颂文在本地造成的好影响。
定稿时，他将文集改为《删后文集》。文友遗憾删除了标志着陈氏颂体的那篇“巅峰”文章。陈梓有苦难言，他只说：删后文字，表示告别，辞旧迎新。
学堂里，陈梓也剔除了那篇颂文。只是强调，为人要正直，为文要慎重。从此，他不再写范文了。文友怂恿他将“颂文”推向极致，可他说：已封笔了。
9牌位
史湛的仕途生涯，第一个官职是买来的。
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，河南发生大水灾，朝廷开了豫工例。豫工例是捐钱买官的一种应急措施。以此名目筹集资金，用于修复水利。按例，史湛获得官职，授予山西猗氏县（今已与临晋县合并为临猗县，属运城市）知县。
史湛已熟悉官场的运作奥秘。其父史锦，为雍正四年（1726）顺天榜举人，最后一个官职是山东济宁知州。史湛自小就跟随父亲。父亲处理政务和案件，他耳熟能详，而且，好学好问，还常常提出疑问，总是站在平民的角度。父亲视他为成人，会耐心解惑答疑。
史湛很快获得了百姓的好口碑，调往山西榆次县任（现为晋中榆次区）知县。雍正六年，父亲去世。史湛回家守孝。守孝期满，重新起用，赶往湖北咸宁嘉鱼县当知县，不久，调任钟祥县（今荆门钟祥市）知县。紧邻的京山县百姓严金龙揭竿造反。史湛受命，前去平息，捕获了严金龙。史湛被提拔为襄阳同知。频繁调动，如救火。半年后，他代理武昌府知府：凡全省要案难案，均由史湛审理。
荆州有一起大案，惊动了朝廷，相国阿桂亲自督办。过了一个月，仍未审结。阿桂点史湛办案，五天就结了案。阿桂上奏折，举荐史湛。从此，史湛办案的才能传遍了朝廷和民间。
襄阳多事难治。史湛被授予襄阳府知府。正逢邪教滋事，史湛微服查访，缉捕教主。
荆州、襄阳、郑阳三地的盗匪异常猖狂，公开烧杀抢掠，蔓延到了孝咸，距离汉口仅五十里，居民惊恐不安，纷纷逃离。史湛调往武昌府知府。汉口和武昌之间，隔着一条大江。史湛临危受命：安定民心，平息匪患。
宜昌有一位平民，来上诉。八年里，那位平民把起诉“打官司”当成了一个职业，病急乱投医。史湛接了一个沉年的冤案，仅一天，就结了案。那位获得平反的平民，回家后，就在堂上给史湛立了牌位，每天烧香磕头。
盗匪如蝗虫，已到了宜昌。一伙强盗闯入那个平民的家里，看见堂中的牌位前，供着香烛。强盗的头目作了一个安静的手势，惊诧地问：你也知道颂扬史湛大人的仁德啊？！那位平民陈述了冤案被平反的事情。强盗的头目说：要是史大人早来几年，我也不会被逼得干这种勾当。那个平民准备沏茶迎客（他打了八年的官司，已把家当打空了）。强盗的头目见他处惊不乱，一副平静、坦荡的样子，就摆手，带领同伙退出。
于是，宜昌的百姓相互传告，纷纷在家中立史湛的牌位。强盗闯入，看见史湛的牌位，仿佛得到了禁令，就会秋毫无犯，自觉退离。
因盗匪流窜入陕西，史湛被提拔为陕西延榆绥兵备道。赴任的途中，由湖北总督向朝廷上秦，史湛代理湖北汉黄德道道台。官署设在汉口，史湛受总督的委任，全权掌管军需。一年后，他积劳成疾，在任上去世。朝廷下旨，派特使前来祭祀，给予银两抚恤，赠太仆寺卿，牌位列入昭忠祠。其一个儿子享受世袭官职。
10卖身契
黄邦辉十岁那一年，他打算把自己卖掉。
那是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发生了大饥荒。黄邦辉的父亲卧病在床已好几年。母亲胃病加重，胀闷，隐痛；郎中开了方子，却没钱抓药。家中的米缸早已清底。屋里冷冷清清，像弥漫着驱不散的寒气。
黄邦辉时不时听见肠胃发出空寂的响声，他忍着，不响，只是焦急。
离家不远的通济桥脚边，常年孤独地坐着个老者，专门代人撰写诉状、契约、家书，他人脉广，见识多。
黄邦辉不说是自己，而假托有个小伙伴，口拙，腼腆，想找个好人家卖身。因为贫穷的家庭多不起一张嘴。
老者立刻想到了谷子韶。谷子韶家道殷实，只是结婚多年，生有一女儿，早已出嫁，却没有儿子。谷子韶望子迫切。老者说：你这么&